中国为什么缩表？
我赞同第一个高赞答案的一些基本观点，例如此次央行缩表的背景是基于美国利率上升的预期，我国必须跟随美联储加息步伐，减少债券发行量，否则产生利率债与信用债的溢价，增加企业融资成本； 同时，因为外汇储备下降，而国内基础货币发行主要是外币贷款（如贴现、进口押汇等）和外币存款（如FDI和ODI项目），所以为了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央行选择对外贬值并提升人民币利率，通过内外联动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以应对海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剧。
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简单阐述下这个问题——为什么要“缩表”？其实，从宏观角度来看，货币政策工具无非两种，一种是数量型政策工具，另外就是价格型政策工具，其中，基准利率属于价格型政策工具中的核心指标。
在常态情况下，货币政策中数量型的工具（M0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、公开市场操作）是核心，价格型的工具（基准利率、再贷款利率）是补充。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（本币处于弱势阶段时），情况则恰恰相反——当本币汇率出现快速贬值时，为了阻止本币继续贬值从而实现汇率调控目标，这个时候需要上调基准利率，而在基准利率调高的过程中，资金的需求会大幅增加，此时就会通过数量型手段（即市场上资金的缺位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购回方式得到补充）保证供给。
当然，在常规状态下，两者是可以相互调节的，例如当市场流动性不足时，可以先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，如果效果不佳，则可以提升基准利率，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通货膨胀率高企之时，属于较为被动的加息过程。 而当下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正是如此，中美利率差成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，为了抑制海外热钱的涌入，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外汇储备相对充足（虽然此前我国央行已经净卖出1256亿美元国债，但目前依然高达3.49万亿美元，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储备比例），而且还需要适时上调基准利率（目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仅为1.75%，低于2.25%的CPI增长预期)，这也是近一个月以来市场持续调整的主因所在。
基于以上的分析，我们可以说，当前时点，尽管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需求下滑的风险，但是通胀的压力却是有目共睹的，为了抑制物价上涨，央行被迫开始收缩流动性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缩表”。
货币供给内升因素导致的缩表
2011年中以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进入尾声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，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出现持续较快的被动压缩，从2.0%跌落至1.3%，M2增速从高位也大幅回落，2011年末回落至12.5%，2012年末回落至13.8%。2012 年初央行通过三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，主动引导金融机构将超额准备金率提高至1.5%左右，此后M2增速基本得以稳定在13%以上。
在2013年，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处于1.4%左右的较低水平，商业银行“缺长钱”的矛盾非常突出，同业业务成为重要的非存款渠道的资金来源，通过期限错配以短养长的行为日益增多。2013年5月，银监会发布10号文，规范非标业务，6月，央行窗口指导对部分银行进行“定向排查”，导致中小银行的资产无法及时变现出现头寸紧张，开始大幅度提高同业拆借利率。随着信用违约风险的出现，7月末，一些银行甚至很难借到任何期限的头寸，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，导致“钱荒”事件发生。
2013年的流动性紧张以及“钱荒”事件，引发了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的持续回落。虽然2014年上半年M2增速在央行流动性支持政策下回升至14%左右，但是银行放贷的意愿大幅下降，金融机构大幅降低包括债券在内的金融资产配置，导致货币供给内生增速快速放缓， M2增速从2014年三季度起降至13%以下，开始出现类滞胀状态（经济下行但是通胀中枢持续抬升）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。
应对类滞胀状态的央行扩表
2014年三季度以后，央行开始加快流动性释放速度，以拉动M2增速回升，主要采取了以下3种方式：（1）扩大抵押补充贷款（PSL）的规模。从2014年三季度至2015年一季度，PSL余额增加了8519亿元。（2）降准持续释放长期流动性。（3）采取SLO、SLF等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保证货币市场平稳运行。这些调控手段在2015年春节前产生了显著的引水入渠效果， M2增速在2014年四季度和2015年一季度得以回升。
从2009年以来历轮央行的扩表和缩表行动来看，除第一轮是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危机余波下的经济增速，第二轮是为了拉动“4万亿”刺激计划下基建投资增速的回升，以应对欧债危机对于出口的冲击外，第三轮和第四轮扩表，以及第三轮后的缩表，均来自于“类滞胀”的经济状态。央行扩表的原因都是为了拉动M2增速以降低信用收缩的幅度，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，避免通缩风险的加剧。
